第九章
我一下子风声鹤唳地紧张起来，问道：“谁？罗XX？”
她平静地说：“我大姨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又补充道：“或者我找你去。”
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一把将她拥入怀中，恨不得把她勒得窒息。凌一尧呀凌一尧，我喜欢你喜欢得恨不得为你去死，我想把我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你花，我想让你这辈子都不受半点委屈。我不想远走他乡，我不想颠沛流离，我不想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很失落，不知道你在哪里，心情如何。
那天凌一尧送我去车站，但她连候车大厅都没有进得去，两个人在安检口就仓促地分开了。我本来想再回头与她告别，但门口拥堵着太多旅客和工作人员，我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望着，最后打着手势，两人在玻璃幕墙内外杵着。
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面对面地打电话，就像囚犯与探监者一般。她说：“我昨天把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在包里了，打算今天一直送你到站台，兴许到时候一咬牙就直接跟你一起上车，一起去乌鲁木齐。”
听着她这有些孩子气的话，我不禁苦笑一声，问道：“你这是想私奔么？”
她却将脸凑近玻璃，认真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真想过了，我也做得出来。”
我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刮了一下，就像以往刮她鼻尖一样，检票口通知检票时，我在玻璃上哈气，写了两个反体字：“等我。”
我不喜欢南京车站，我讨厌一切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有悖人情的垃圾规定。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一共41小时，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其中一个梦最为蹊跷，当时一个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售卖零食饮料，我刚好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高三，我和凌一尧迎面走来，她的嘴角洋溢着微微的笑容，我走过去大声地说：“凌一尧，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十年，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然后凌一尧骂我是流氓，周围的同学都笑，连大乔和子石都笑，我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们俩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姚千岁大老远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棍子，我就没命地跑。按理来说，梦里的人不会跑得快，可我跑得非常快，甚至能感受到头发被风扯得嘶嘶作响。我就那样一直跑着，感觉这辈子都要用来奔跑，我很快乐，我要大声地笑。
旁边人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发现那列车员竟然仍然推着车子往这里走，前进距离不超过五米。
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悲观的故事：黄粱美梦。
我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一直活在那个梦里，被姚千岁追赶着，拼命地逃命着，全校学生都在笑着，教学楼阳台和路边都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就在围观运动会上的三千米长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而凌一尧也是一个羞涩文静的少女，我们所有的爱情都藏在那一次次擦肩而过，沉默不语的微笑里。
新疆的戈壁滩，开春之前的积雪淹没小腿，我戴着银行劫匪般的头罩，裹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扛着沉重的仪器，在荒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海边是湿冷，这里则是干冷，但温度低得出乎我的想象，我的嘴巴不停地开裂。夜里盖着被子时脚上的冻疮痒得难受，只能伸在外面冻一会儿，冻醒了再缩回被窝里暖一会儿，痒醒了才伸出去冻。
凌一尧想给我寄冻疮膏，但快递根本不可能送到，我这里太偏僻了，连蔬菜和肉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拖过来。一拖就拖一卡车，一吃就是大半月。
一起在这里混生计的也有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农民工耐得住吃苦，但那些细皮嫩肉的年轻人都熬不住，没呆几天便跑得光光的。幸好我在海边干过大半年，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不到哪里，早就习惯了，何况我已经没有退路。
过了没多久，凌一尧打电话告诉我，例假来了，孩子没来。她显然有些沮丧，而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情。她家里还是极力试图促成她与罗XX在一起，我们之间偶尔还会因一点小矛盾而争吵，我的脑袋像被门板夹过似的，明明知道她与我一起抗争着，可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拙劣的方式来向自己证明她没有离我而去。
由于工地的GPS仪器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利用原始方式定位高度。我背着二十公斤的全站仪，拿着对讲机，跑出很远去寻找被大雪淹没的原始基准点。不料，我走着走着就迷失方向，我以为可以摸回营地，不料最后我连自己的脚印都找不到了，而对讲机那头的那帮人根本无法判断我的方位。
这是我以往在海边从未遇到的状况，有种被人类世界抛弃的恐慌，我不敢乱走，叫那些工人赶紧回营地找人救援。但直到晚上九点，夜色已然降临，四周只剩白雪映出的冷光，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对讲机里满是男人们乱哄哄的争吵。
我以为自己的小命会丢在这里，只能背朝肆虐的寒风，用大衣裹住身体，拼命维系最后那点体温。我掏出手机给凌一尧打电话，但要么就是信号全无，要么就是无法接通，连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短信都总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发送失败。
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胆小鬼，这样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父母没人照顾，怕自己无法被及时发现，怕凌一尧见到的是一具面目全非的残骸，更怕自己像狗一样无人问津地曝尸荒野，葬礼上连一个为我哭泣的人都没有。
凌一尧啊凌一尧，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请呼唤我的名字，把我的灵魂带回故乡吧。
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
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
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还是正在垂死。
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吕工，吕工，吕工……”
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郝钦扬，郝钦扬……”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发现根本没有凌一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
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
凌一尧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她说：“你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打仗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真的那么危险那就回来啊！”
面对这样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这场豪赌，怎么可能因一场意外而举手投降。我在这里扛住雨雪风霜，就是为了让她此生都活得安逸，我只希望她此生都不必感受生活的艰辛，哪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我此时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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